荷尔蒙中国之“爱”与“做”

   当下中国荷尔蒙气息之浓厚，使得即使山旮旯里的猫儿也与时俱进、不分时令地“叫”个不停。既然“叫”可以不分时令，当然也可以不分地点，因此，无论是席梦司的还是高粱地的、办公室还是聊天室的、博士的还是博客的，“叫”被叫成了一切。

    但“叫”终归不是一切，至少“叫”只不过是“做”的一部分。当然，“叫”和“做”的关系不是那种垃圾辩证法能够辨证的，连猫儿都知道，有“叫”不一定有“做”，有“做”也不一定有“叫”，有时候是先“叫”后“做”，有时候是边“叫”边“做”，有时候“叫”着“做”着，这“叫”和“做”的关系就突变出随机漫步的性质，通常描述这种关系的数学模型被数学地告知是非线性的。

     然而，即使有一种数学模型能完全吻合地模拟一切“叫”与“做”的现实关系，但当“叫”变成“爱”时，一切数学模型都将塌陷。“爱”与“做”，自从第一双被性别所性别的生物发生第一次生物电错乱后，这一直糊涂的糊涂帐，就一直错乱地扩展着，从每一束生物电的抖动中扩展向宇宙最幽深的部分。

    没“做”就没“爱”、没“爱”就没“做”，这类从本体论的角度企图划出“做”与“爱”之间某种先验关系的无聊争吵，也太不荷尔蒙了。荷尔蒙只需要实践，而实践以“做”为前提，当然也包括了“叫”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同样的逻辑，“做”是检验“爱”的唯一标准，抛开一切本体论的废话，站在“做”与“爱”的实践论观点上，荷尔蒙中国摸着石头过了河。

    当然，根据“爱”与“做”的关系，可以把所有荷尔蒙作用下的生物都来一个相应分类，例如，所有生物，用“能与不能”对“爱”与“做”的关系进行划分而成四类：能“爱”能“做”，不能“爱”不能“做”，能“爱”不能“做”，能“做”不能“爱”。站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“做”是检验“爱”的唯一标准的实践论基础上，能“爱”还是不能“爱”，这是需要能“做”还是不能“做”的实践来检验的。

    而社会的发展，归根结底就是把不能“做”的“做”成能“做”的，一切不能“做”的最终都会被“做”成能“做”的，在这样一个美好新世界里，就无所谓不能“爱”的了。因为“爱”也是“做”出来的，即使“爱”曾是不能“做”的，归根结底也能“做”成能“做”的，这叫发展的观点。如果现在的“爱”还不能“做”，那就多“做”点，事物是发展的，世上本无所谓“爱”，“做”多了，自然就有“爱”了，都“做”了，自然就都“爱”了，这就叫“博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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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也能成大师的时代，有的只能是人屁大师！

七律六首分赋：孙逸仙、蒋中正、毛润之等六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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